是由人大常委会监督，还是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监督？彭真在思考着。
特别是对国家领导人违宪的，要规定监督办法，比如可交全国人大处理。这些问题和意见共17条，最后一条就是监督宪法的实施，有人建议在宪法中增加宪法的监督和实施一章。
电子工业部则提出，国家应设宪法检查委员会。即使同意宪法修改草案第65条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规定，一些地方也认为这个规定过于笼统，难以落实。2、关于宪法委员会领导人的名称，用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或者主任、副主任。法国规定为九年，不得连任。这样的机关实际上也很难起作用。
彭真谈到了职工代表大会、国家领导人任期等五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宪法委员会。二是，宪法委员会一开始就是由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提出和起草的，而不是来自哪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政党的意见或者建议，至少已有的档案资料没有证明哪个政治人物或者政党那时在推动宪法委员会的设计。政府像一个神奇的吸管，吸走了税收和权力，然后吐出财富。
近代立宪主义虽然致力于给私有财产划出一个神圣的自由领地，特别是法国的民法典标榜财产的绝对性，但再微弱的政府模式也不能排除国家适当的征用权（eminent domain），因此，《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着意规定了对于征收征用私人财产的国家赔偿原则（一般公务的侵权赔偿责任的确立要晚得多）。但是从法律的意义上说，人民整体的腐败是说不通的，因为人民的意志是自由的，其表示就是国家法律。首先，办公费用没有足够的保证。人民处置权与收益权是不可让渡的，一旦让渡，那么人民就丧失了作为股东--共和国公民的资格。
作者认为，当今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所有者退隐，对权力的使用者缺乏控制力。既然腐败的实质就是私欲与权力的结合，那么绝对地消除腐败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灭私欲，二是灭权力。
当然，有些权利是有确定期限的，比如版权，如果破产或负债，财产被执行，那么，其财产权也是可确定期限的。合法型统治是现代社会的主导的统治模式，这种统治模式的最纯粹的现代行政管理形式是官僚制。这个变化过程是官员任用的制度化和官员的职业化以及文化的普及的产物。前面提到，绝对地消灭腐败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灭私欲，一是灭权力。
从亚理斯多德起，人们就认为财产的私有制更有效率，西方著名的"共有悲剧"表达的意思就是，在公有制下，人们对于财产会不负责任地超负荷地使用，最终造成财产的毁灭和普遍的贫困。政府首脑是总经理，在委托的权限范围内负责管理。在无产阶级看来，将民主共和制说成"全民政权"或一般民主和纯粹民主纯属自欺欺人，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共和制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13]。其二指向所有者的法律利益，因此该概念反映所有者与其他人之间（对于物）的关系。
这两个原则加上人权原则构成了全部公法的基础。政治道德与纪律、严刑峻法是其两大自洁法宝，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道德与纪律的作用无异于空气清新剂，严刑峻法不过是小扫除或大扫除。
[15] [德]马克斯·韦伯 著，《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8年，上卷，第246页。实证的观察结果可能发现许多违背选举法的事例，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原则的效力。
过去选举的限制主要有四项，即性别、种族、财产、教育，主要的理论是把选举看成履行公民职责的行为，它需要在乎和爱护社会秩序的诚心以及一定的理性能力与判断能力。他们的惊警从关心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立场看却不无道理，可以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私领域的非平衡性是腐败的温床。这种道德神话不可谓不伟大，倘若这种道德神话是真实的，或者制造道德神话的努力成功，那么，人民对于政府还有什么可责求的呢？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呢？诚如麦迪逊所言，"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在的或内在的制约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不能请求司法救济的利益都不能称为权利，我国的《公务员条例》和《行政诉讼法》对于公务员地位奉行义务本位，虽然将这些利益唤作权利，但同时视之为行政机关的内部关系，不提供司法保护，还处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阴影下。官员对于职务的使用权，也从本质上区别于个人对于私有财产的使用和管理，只能为公共目的服务，不像私人财产注定用于私人的收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能以权谋私。压制型稳定行不通，大民主也行不通，中国当今的出路在于建立动态平衡型稳定。
从现在的实践看，选举被普遍设定为权利，公民有不选举的自由，但不能割让，不能实质性委托[9]。我们今天的腐败与我们历来轻视私有财产密切相关，腐败分子把相对人的腰包看成巧取豪夺的财源，把公共财产当成自己看管的无主财产，无视最终真正的所有者--公民的存在。
没有认真对待私有财产权，使国家权力缺乏外在物化的制约力量。如果大量的公民对于选举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时，那表明他们已经不爱共和国了，从政治道德上说，他们已经腐败，但法律对他们却无可厚非。
（一）、君主制 纯粹的君主政体，指的是由单独一个人依照基本法律治理国家的政体[6]。一切古老的民族都曾经奉行过君权神授的信念，中国历来就深信君主授命于天，称其为天子。
公法学关注第二小点，即职权的设定和行使，这方面存在两个原则：职权法定原则和不得越权原则。是分散人们对于权力的热衷、对抗权力的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受制于宪制法治，因此稳定，富有连续性。惟其实行共和，在法律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力通过选举而合法化。
那么，君主凭什么可以主张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呢？如果说是暴力使其获得了权力，那是不具有道德合法性的，而且根据暴力的原则，其他人同样可以揭竿而起，弑君夺权，这显然不利于守天下。第35条规定，"如果选民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
宪法就是一个政治契约，是设计国家权力结构的蓝图。腐败，在英语中的字面意义或物理意义是"分裂成许多碎片"，字面意义移用到政治领域形象地表现了腐败的破坏性。
本文拟论述的不是私有财产作为权力，也不是权力对财产权的介入和侵害，而是国家权力的所有权观念，正当的和不正当的，合法的与违法的，从而揭示腐败的本质。在君主制下，君主腐败在法律上是说不通的，只有在道德或宗教层面上才有意义。
定期的选举就是股东大会，代议机构则是董事会。但贵族权力的存在客观上制约着君主的权力，使君主权不具有绝对性。这种占有将财产的一个属性--可转让性引入了公共职务，这样破坏了公共职务目的的纯洁性以及价值的合理性。这就是说，个人执行职务出现时，他便非个性化了，变成了一个公法上的拟制人格，因此具有使相对人服从的权威。
在制度上，我们实行低薪制，假定人民的政府官员除了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别无所欲。如果私有财产缺位，个人没有物质的独立性，处处依赖政府，其作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大胆的行使，国家权力便失去了制约。
西方学者所谓的新封建主义相比我们的计划经济，甚至经过二十年改革后的今天乃小巫见大巫，何足为奇。官员和国家是什么关系？官员是否可以按照财产权的原则行使国家权力？让我们集中、仔细地分析合法型统治的公共职位的特性，进而认识腐败的本质。
因此，君主制必然比附某种宗教，将君权神圣化。国王/女王的权力不具有绝对性，选民的权力也不具有绝对性，否则，要么演变成君主制，要么演变成共和制。
